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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歲裸辭面試新工作，一線城市白領阿憩看見了和25歲時完全不同的景象。年輕時稚嫩不成熟，職場展現出大度和寬容，到30歲經過歷練經驗成熟，職場卻因生育等工作之外的因素，升起一道“窄門”。

越過30歲，已婚未育的阿憩發現，和她一樣的女性必須擔負著職場和家庭對她們完全相悖的期望，艱難前行。

以下是她的自述。

臨近30歲，意外無限期待業

“不好意思，請問您是已經到30歲了嗎？”面試時，HR問我。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，對方繼續試探：“需要了解您的婚育情況。”

“已婚未育，近兩年內沒有生育計劃。”我習以為常地回答。2022年2月底，我從上一家公司裸辭。從那之后，在我求職的過程中這樣的對話時有發生。

“女”“30歲”“已婚未育”“裸辭”，帶著這串標簽，我待業至今已超過14個月。簡單了解我的情況后，對方語帶歉意地向我解釋：“不好意思，公司會比較在意這個。”

決定辭職前，我剛辦完婚禮不久。婚后，我我發現在世俗的眼光里，我從獨立的個體變成了“XX的妻子”，這個身份就如我丈夫的秘書一般。

有一次，新搬來的鄰居想了解我們家裝的經驗，選擇了在業主群里添加我的微信，而不是添加我丈夫的微信來詢問。無論是我的父母，還是公公、婆婆，也總是下意識地通過我去了解我丈夫的行程和狀況，而不是直接去和我丈夫溝通。再比如，當父母知道我在家，而丈夫要從外地出差回來，總是提醒我做好飯等待。

似乎在這個家中，“溝通”“安排”“等待”這些事，就應該是我、必須是我——一名妻子來做。但在另一種語境，比如長輩或外人跟我聊到我的工作轉換、家中房屋置換這類話題時，總會問到“你丈夫怎么想”“你丈夫支持嗎”，這時候我又成了次要角色，我的想法不如丈夫的想法重要。

當我發現所處的環境，對于“妻子”這一身份的注視和要求是這樣的時，我感到窒息。

生活上的身份凝視已讓我十分抗拒。工作上，我所在的行業當時正在走向蕭條，眼看職業發展空間不斷受擠壓縮小，我萌生了轉換工作賽道的想法。動蕩的大環境下，公司內部復雜的人際關系也讓我十分疲憊。生活和工作雙重受阻，我亟需一個人際關系簡單的職場環境。那段時間，我幾乎每個周末都會去進行心理咨詢，試圖在與咨詢師的交流中看到“我”的價值、探究“我”的形成、了解“我”和他人的關系，極度渴望找到一個答案、或者說，一個出口。

決定行動的那一刻，是我在公司內部年會上睹一位女高管因為業績沒達標，踩著高跟鞋跟一群男士一起當眾做深蹲。看著這一幕，我窘迫不已，不知是為臺上這位我十分敬重的職場前輩，還是因為想到未來這一幕可能會發生在我自己身上。不忍心看下去，我找理由逃離了年會現場，當下只有一個念頭：離開這里。

正式提出離職前，我猶豫過。有一些現實的衡量，比如擔心下一份工作的職級比眼下的低、工資比眼下少，比較眼下的工作能給我什么、離職的話會失去哪些。我也會擔心，已婚未育的身份會否影響我找新工作，找到新工作前沒有收入的這段時間，家里人看待我的眼光會不會發生變化。不斷衡量的過程中，我發現內心的鼓聲依然不斷奏響。我想，比起那些外部的評判標準，我更應該在意自己的情緒狀態，事實上，我需要立刻停下來喘口氣。

于是，在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項目之后，我遞交了辭呈。交接期當中，來了幾個新的工作機會，我沒有急著推進，計劃著慢慢接觸和挑選，讓自己有時間調整好狀態、認真考慮考慮之后的生活和工作規劃。

但生活沒有順應我的計劃。那是2022年第一季度，疫情反撲，我所在的城市落地了封控措施。那之后，一個已經面試過兩輪、我最有可能入職的崗位通知我暫緩招聘，緊接著，另一個和我經歷匹配度較高的崗位從正職變成了外包崗。再往后，我當時正接觸的其它招聘職位一一宣告關閉，獵頭告訴我一些剛對外發布的招聘需求也被取消了。于是，我從“慢慢選”變成了“沒得選”。獵頭們能做的，只有建議我“再等等”，我預感到自己的待業時間將被無限期拉長。

社交平臺上，大家都在討論疫情蔓延和經濟寒冬，每次打開社交軟件，我的心就沉下去一次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。

感覺到不能一直陷在被動的焦慮和無力感之中 ，我決定先放一放找工作的事。我一直想考在職研究生，此前，我向學校遞交過幾次申請資料，但由于各種瑣事牽絆，我一直沒下定決心留出時間和精力好好備考。

我決定把精力投入到在職研究生備考當中，至少這些是我能主動掌控的事。就這樣，我開始了以備考為名的待業時光。

“既要又要”，職場女性的30歲

考研的想法，我其實幾年前就有。一來我想提高學歷，覺得未來工作中可能會用到。其次，幾年工作下來，我有了新的感興趣的方向，我想通過相關專業的研究生課程，系統地完善這部分的知識框架。

30歲到來，人生角色發生轉變，我意識到還沒生育的這幾年，極有可能是我可以專心考研的最后機會，這次說什么也要把這件事給完成了。

上班的時候，我每天的時間被上下班切分成白天和晚上。白天在公司里開會、溝通、填表、畫PPT、說職場黑話、寫材料、摸魚，晚上回到家里點外賣、刷手機、熬夜、失眠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

當我決定專心考研后，人仿佛回到了高三，神清氣爽。時間刻度被拉長，我按小時規劃一天的時間，安排固定事項，每天練習英語口語，習慣了自己做飯，也開始了運動計劃，半年內瘦了15斤。

爽歸爽，我清楚明白這是什么境遇下的選擇，看不進書的時候，也會心懷僥幸地打開招聘軟件投簡歷。對于下一份工作，我大致的方向是：首先，盡可能脫離原來的行業；其次，有我認同的企業價值觀和企業文化；最后，如果不得不降薪，薪水不至于比上一份工作少太多。

但是獵頭和HR們發過來的職位邀約，要不是原本行業的，要不就是一上來就強調“狼性文化”的，還有的以經濟不景氣或年齡為由對半砍薪水。這種時候，我野心勃勃要回歸職場的那股勁兒就被熄滅了，又退回備考的安全區里。

一次，熟悉的獵頭朋友很直接地給我建議：“你30歲了，想想清楚，不能總是既要又要”。

青山資本的2022年度消費報告《35歲，中國式中年》里提到“好像35歲有一道無形的門，走進去了便‘隱入塵煙’。很多地方都把35歲當坎，政策優惠、就業求職、婚育觀念等等，有的是硬性規定，有的是約定俗成。”

我覺得，如果說35歲是中國式職場人的“無形之門”，那么30歲則是中國女性職業發展的無形“窄門”，職場對我們，也是“既要又要”。既對30歲的“打工人”專業水平要求越來越高，另一方面又對30歲女性容忍度越來越低，能給的機會越來越少。

25歲時我也曾裸辭，跨城市、跨專業換工作。盡管當時經歷經驗淺薄、毫無頭緒，在招聘軟件上只是試水性地更新簡歷，還是能引來很多獵頭、HR的關注和問詢。因為年輕、有可培養的空間，企業們對我的經驗要求不高，也不會問我的婚育情況，甚至有企業的HR說對新工作“有相通的技能，能上手、肯聽話就行”。加上25歲的我在求職上沒有經驗，對薪水、職級、福利等沒有太多要求，因此求職過程十分順暢。那一年如期更換了城市、轉換了職業、入職了新工作。

從更廣泛的經驗來看，社交平臺上，跟我一樣有一定職場經驗、已婚未育的“30+”待業女性不斷在發出聲音，有的是裸辭休息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機會，有的是被“優化”考慮是否大幅降薪入職新公司，有的則硬著頭皮創業，有的干脆不再選擇回到傳統意義上的職場、做起了能發揮自己特長的自由職業者。

經過了數年的職場歷練，“30+”女性積累了更多經驗，為人處世也更成熟穩重，但面對職場的挑選，我們反而感受到了比初入職場時，更多的被動和無奈。

面對“30+”的女性候選人，獵頭和HR們希望她最好待在原有的領域發展，有一定的專業積累和人脈資源，沒有職場空窗期，也沒有漲薪要求。這些期待還輻射到私生活領域，女性候選人被期待最好沒有男朋友，有男朋友的最好近期不打算結婚，結了婚的近期不打算生育。

這些“最好”“有”“沒有”“打算”“不打算”之中，一道無形的“窄門”升起，“30+”的女性們，要想職業發展得順利，最好就按著這道“窄門”的框架生長，或者說，規劃。

問題是，如果職業發展得順利，本“30+”女性為什么要在招聘軟件投簡歷呢？如果沒有這道“窄門”，職業女性是不是本不必放棄一些東西？

30歲的我，不會像25歲時一樣毫無頭緒，我積累了一定的技能，擁有了一些經驗，不可能再靠懵懂、誤打誤撞去選擇我的下一份工作，撞得對算好運、撞不對自認倒霉。當職場試圖用“窄門”規訓我時，我也想再找找“窄門”外的出路，想看看30歲職業女性是不是真的不能“既要又要”了？

承受家庭與職場相悖的期待

作為已婚未育的30歲女性，我同時發現自己正面臨一場無可避免的沖突：職場對我的期待是“盡量先別生”，而家庭對我的期待是“不如快點生”。

裸辭的事，我一直沒有告訴父母和公婆。丈夫是我在家庭中唯一且堅定的支持者。我一直以為，我能隱瞞這件事直到我入職下一份工作。但是，意外還是出現了。今年春節以來，兩邊長輩催生的節奏加快，我和丈夫各自負責說服自己的父母，想等一切更穩定的時候再計劃，丈夫在說服公公、婆婆的過程中說漏了嘴，公公、婆婆知道了我待業備考的事。

2月份，考研成績公布，我過了國家線，意味著大概率有學能上。婆婆知道后發來信息，沒有任何責怪我隱瞞待業的意思，反而安慰我不要太過焦慮，有書能讀也算是個收獲。同時，她也提出一個建議：如果現在職場對已婚未育的女性這么不友好的話，不如邊讀書邊把娃給生了，生好再回職場？

公公這邊也有新的打算。我們住同一個城市，每周末回公公婆婆家聚餐。得知我待業的那個周末，公公在聚餐時等我們落座后提議：“不如你們搬過來一起住？我打算把房子改造出一個小套間，你們小兩口住套間，我們互不打擾，你們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，既能多一筆收入，也方便不久后有寶寶我們幫忙照看。”

聽到公公的提議，我下意識的反應是詫異和抗拒。我看向丈夫，丈夫也看向我，看得出來，他也很詫異。我沒說話，羞愧和自責同時涌上心頭，能感受得到二老的憂慮，也心疼他們因為我的辭職而費心計劃未來。丈夫看我沒動靜，主動接過話頭，表示先不著急，不希望父母因為我們而犧牲自己的生活舒適度，我們目前也沒有生育計劃。公公婆婆沒有再說什么。

第二天，婆婆來問我確切的意見，我還是婉拒了。一來我和丈夫都還沒做好當父母的準備，生育對我們來說為時過早，二來也害怕兩代人同住會產生嫌隙，不過日后他們需要我們照顧另說。

我跟婆婆說，現狀不會持續太久，我還是想先回到職場，等一切穩定起來再考慮生育，婆婆很干脆地表示理解，她說會去說服公公，以后我們有需要再說。于是，公公婆婆的提議就這樣被暫時擱置。

晚上，我和遠方的父親打電話聊到這件事，問他我的拒絕是否合適，會不會傷害到二老。父親說：“真誠地交流沒有錯，你也別多想，作為父母，我能理解他們的想法。”頓了一會兒，父親又說：“孩子啊，爸媽只是老了。” 春風化雨，父親的這句話頓時解開了我心中的一團麻。

原來我藏不住的自尊心，家人們都在小心翼翼地守護著，盡管他們也有自己的煩心事。我一直往前走、向外看，試圖找到打破框架、穿越“窄門”的方法，卻忽略了歲月在每個人身上都會發生作用。當我在為30歲的遭遇困惑時，父母們也在受困于自身的衰老和“來不及”。好在，人和人之間的真誠相待帶來理解、消除隔閡。

上個月，我收到了一所985院校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。在這之前，我重新發表了一些文章，重新拿起了相機，擁有了第一首歌曲詞作，愛上了做飯，讀完了工作時一直沒讀完的幾本大部頭，每周和丈夫一起去探索這個城市的新角落，開發了一些“附近”，約見了十多年前的舊友，認識了一些新朋友，去了一些想嘗試的公司面試。目前工作依然沒有著落。

關于如何撕去“已婚未育”職場標簽帶來的負面效應，我依然找不到辦法，只能和窄門共存。

- END -

撰文 | 阿 憩

編輯 | 溫麗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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